原标题：香港政商界已婚女士为何常“冠夫姓”？

4月底，史美伦就任香港交易所董事会主席，成为港交所历史上首任女性主席。在中国内地股民中，她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绰号——“查死你们”。这是因为，她的丈夫姓查，她也被称为“查史美伦”，与“查死你们”谐音。

而把时间往前推1年，在香港首任女特首林郑月娥就任后，特区政府行政署特别发出总务通告，就如何称呼特首及特首丈夫作出规范。比如，在正式场合可称呼为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”，避免使用“阁下”一词；在致辞时，可称呼为“林太”。通告特别强调，称呼他们夫妻不可以用“伉俪”，因为特首的身份比其丈夫要尊贵。

特首林郑月娥全家福。（图/香港01）

此外，在我们印象中，香港政商界已婚女士，其姓名很多都是四个字的，比如回归后首任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、世界卫生组织首任华人总干事陈冯富珍、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、首任特首夫人董赵洪娉、第二任特首夫人曾笑鲍薇、第三任特首夫人梁唐青仪，以及首富李嘉诚的妻子李庄月明、曾任新鸿基地产主席的郭邝肖卿、邵逸夫的第二任妻子邵方逸华等。她们都是冠夫姓，即在结婚之后，在自己姓名之前加上丈夫的姓氏。相比之下，我们耳熟能详的香港女明星，以及广大普通市民，在结婚后极少有这一情况。

政商界女士不少冠夫姓，其原因耐人寻味。

1。冠夫姓古今中外皆有之，但香港比较特别

学术界普遍认为，冠夫姓是夫权婚姻的产物。这是一种在世界上多个国家都常见的现象，大致分为以下几类：

第一类是以“夫姓+父姓+氏”进行组合。中国宋代以后直到民国初年，在户籍文书、族谱宗谱、完粮纪录等正式纪录中，对已婚妇女通常采取双冠姓。比如说，姓张的男士娶了姓王的女人，在正式公文里、或写进族谱里她就成了“张王氏”。

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丈夫绍尔，曾被人误称为“默克尔先生”。（图/新华网）

第二类是以“夫姓+自己的名”进行组合，亦称从夫姓，这在西方社会较多。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·克林顿，原名希拉里，在与比尔·克林顿结婚之后，将丈夫的姓作为自己的姓。前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，后来再次结婚，干脆把两任丈夫的姓氏都加在自己的名字里，成了肯尼迪·欧纳西斯·杰奎琳。德国总理安格拉·多罗特娅·默克尔，“默克尔”其实是前夫的姓，但她再婚后依然保留前夫的姓氏。于是乎，她的现任丈夫乔基姆·绍尔，偶尔被人错称为“默克尔先生”，那场面想想还是挺尴尬的。

第三类就是保留自己的姓氏，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大陆。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《婚姻法》即明确：“夫妻有各自用自己姓名的权利。”其后，这一原则在历次法律修改中都被传承下来，新中国的女性从此再也不用因为结婚而改名，拥有了永远独立的名字。

而在香港、台湾及东南亚部分地区，实行第四种组合方式，即以“夫姓+自己姓名”进行组合。如林郑月娥，婚前叫郑月娥，在嫁给林兆波博士之后，改为林郑月娥。她曾在职业发展一帆风顺之际，为照顾正值青春期的孩子，主动申请降职调往伦敦；她参选特首，也反复强调“一定要丈夫同意才选”——与她传统范的姓名类似，她也努力在生活中担当起一个传统母亲、传统妻子的角色。

香港政商界已婚女士冠夫姓的比例高于其他行业的女性，主要是因为香港中西荟萃、古今交融，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：

其一是民国法律的影响。

香港在1971年前，针对中国人没有专门的婚姻条例，是按照《大清律例》、中国传统习俗、英国法律制度等，对婚姻共同作出规范。

1929年，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《民法》，首次对“冠夫姓”作出规范：“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。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。但当事人另有订立者，不在此限。”1933年和1944年，内政部先后修正公布《更名改姓及冠姓规则》。这种“新式婚姻”很快就流传到香港，在中国人中间流行起来。据港府统计，这种婚姻方式主要集中于1930年至1960年期间。

其二是英国习惯法的影响。

姓名权是夫妻人身关系的重要内容。对此，香港法律没有作出明文规定，而是沿用了英国的习惯法。

英文中的姓叫“Family name”，即家庭姓氏。对于传统的英国人来说，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，用统一的姓氏，当然一般都是使用丈夫的姓氏。受此影响，香港女性婚后应当改用夫姓，或者在本姓之前冠以夫姓。在丈夫去世之后，其遗孀依然可以继续使用夫姓。但对男性来说，即使女方家庭背景再显赫，一般也不得改为妻子的姓氏。

叶刘淑仪（左）与梁唐青仪共同参加活动。（图/香港商报）

其三是英国政务系统的压力。

在殖民统治时期，对传统而保守的英国高官来说，一旦有女性公务员婚后不冠夫姓，会被看作是夫妻感情出现问题的表征，也容易让人搞糊涂怎么称呼才好。

据香港学者研究，不从夫姓或冠夫姓的女公务员，其永远长俸雇佣条款，就会转为临时性质。于是，从政的女性为了赢得认同、获得升迁，也为了自己的养老金，纷纷冠起了夫姓，也算是主动“昭告天下”自己已婚身份。她们的英文称谓，则是“丈夫的姓+太太”。

其四则是对男性家庭威权的巩固。特别是那些名门望族、商富巨贾来说，让配偶冠上自己的姓，就像是给他们身上贴上了“专属于我”的标签，成为身份、地位的象征，也容易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。

而对于普罗大众，既不从政当官，也不身价显赫，承载的外界压力相对较小，自然很少有女性婚后改姓的。此外，还有那些拥有大量粉丝的女星，可以说“自己就是豪门”，当然也甚少在婚后改姓，担心因改姓带来粉丝的流失。

这就让人感觉到，在香港冠夫姓的，大抵上都能归类于“上流社会”。不过也有例外，比如在香港新界的个别村庄，至今还有整村人使用同一姓氏的传统。

2。冠夫姓貌似甜蜜，但也有一些烦恼

香港歌星张学友有一曲经典老歌《你的名字，我的姓氏》，故事中写道“只需要最回肠荡气之时，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，成就这故事”。而这首歌创作的背景，则是女星罗美薇在嫁给张学友之后，甘愿放弃事业在家相夫教子，并以张学友的英文姓冠在自己的英文姓名前。而张学友也投桃报李，在世界小行星协会给予他为一颗小行星命名的机会时，他不假思索地以妻子的英文名“MAY”为之命名。

张学友演唱《你的名字，我的姓氏》（图/MV截屏）

故事中的爱情，总是那么的动人。然而，对于真正以夫姓冠名的女士来说，工作生活中少不了遭遇一些烦恼。

她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去入境事务处的人事登记处进行申请，在律师见证下签署改名契（Deed Poll）。而后，拿着改名契再申请新的身份证，去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，并陆续更换银行账户、护照等。但出世纸上的名字是永久纪录，而毕业证书等亦使用的是婚前姓名，因此要证明“我是我”，就得拿着旧证件、带着改名契才行。

生活中，有时也会遇到修改证件不彻底，有的改了、有的没改，难免会陷入窘境。

香港《镜报月刊》就曾经刊登了这样的事例。郭莹在结婚之后，银行工作人员将其丈夫的姓“霍顿”冠在其本姓之前，更改了她的信用卡名字。但尴尬的是，她的护照却使用的是本名，于是每当她前往银行用信用卡提取现金时，银行职员总是要提出疑问：“护照与信用卡可不是同一个名字呀？”她每回都得解释半天，引得银行职员听后便再次低头重新审视研究，最后好像咬牙下决心相信她似的。

再比如说，现在人结婚、离婚都比较常见，有的多的一生都得经历好几次婚姻，如果每次婚姻都要冠夫姓，那么就得不停地更改姓名，这又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，也会让身边的同事、朋友等无所适从——人家该怎么称呼你才好，万一叫的是旧名字，那就尴尬啦！

特别是对一些学术界的女性而言，在她们以冠夫姓发表文章、产生影响之后，如果离婚后更名，也可能面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影响付诸东流的风险，这也会让她们对是否再次走进婚姻犹豫不决。

3。今日香港的政商界，冠夫姓逐渐远离

即使在香港政商界，冠夫姓的也大多数是中老年女性，很多都在逐渐告别政治舞台。相对年轻一点的政界女性，即使是结婚之后也有很多不再冠夫姓。

民建联主席李慧琼。（图/巴士的报）

比如，民建联主席李慧琼，就不曾冠丈夫姓。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，她说：“我永远有一条就是记住回到家就只是人家的太太，小朋友的妈咪，即使在街上我都会投入地和女儿玩，做好妈咪的角色。我成日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要因为在公众场合就不做好这些角色。”

蒋丽芸与“元秋”。（图/香港网络）

立法会议员蒋丽芸一度被香港媒体漫骂和丑化成政坛“元秋”（周星驰电影《功夫》中的包租婆），但她也是实力护夫的狠角色，曾在媒体表白老公梁海明：“嬉笑怒骂无所谓，但不要伤害我老公，他好支持我，还叫我做回自己。”

此外，曾任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副局长的许晓晖，曾任食物及卫生局政治助理的陈凯欣等新生代政治人物，都没有在婚后冠夫姓。这是政治经济发展、社会习俗变化、法治进步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。

其一是新婚姻法保障了女性更多权利。

从1971年起，香港陆续出台《婚姻条例》《修订婚姻制度条例》、《婚姻诉讼条例》、《婚姻诉讼及财产条例》、《分居及赡养令条例》、《收养子女条例》、《未成年人监护条例》、《保护妇孺条例》等，对婚姻制度产生了长远影响。

这些法律对夫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规范，有力保障了女性在婚姻、教育、遗产和土地的继承权、生育、就业和税务等方面权利。这就使得女性不再需要冠夫姓、依赖丈夫才能生活，有力提升了女性的地位、改善了女性的权益。

其二是公务员系统的平权运动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香港公务员系统掀起了一场男女同工同酬运动，其主要诉求是女性获得与同级别男性公务员同等的地位和福利待遇。1979年，香港成立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。经过积极争取，最终实现了男女公务员同工同酬。其后，女性公务员在政务系统中地位不断提升，也不再有必须冠夫姓才能获得认可的压力。

特别是随着香港回归祖国，英国统治者和英国统治文化远离，香港享受高度自治，逐步建立起自身的政务文化。同时，中国大陆已婚女性不改名，也对香港女性产生积极的示范作用。

三是女性独立自主能力显著增强。

现在活跃于政坛的冠夫姓女性，大多数出生于上个世纪中叶。与她们相比，新生代政治人物受教育的程度大幅提升，可以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收入，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更趋强势。一项调查显示，学历越高、收入越高的女性，其冠夫姓的意愿就会越低。

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香港冠夫姓这一习俗，就会退出香港历史的舞台。